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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家源：该怎样处置“僵尸”企业

中国经济立新破旧的博弈已到紧要关头。12月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经济工作专家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加快“僵尸”企业退出，改造传统动能必须与培育新动能同时促进，不能一头沉。如果对照9月中旬在一次国企改革座谈会上李克强首次对“僵尸”企业作出的表态，我们会发现，同样是着眼于提高企业运行和资源配置效率，同样是采取推动兼并重组的方式，最新提法中多了一行表述，即“加大政府引导和金融支持，尊重市场规律”。

优胜劣汰是一条重要的市场规律，“僵尸”企业的存在很明显违背了这条规律，但在某种力量支配下，却能形成一个自我循环的怪圈。其原理是：整体行业产能已过剩，企业却无法通过减产、停产、转产来进行自发调节，因为短期和长期负债都太高，一旦转身，前期投入都会打了水漂，很快会招致银行催贷。经营和资产状况都已堪忧，甚至入不敷出、资不抵债，企业却无法通过出售资产、减员增效、兼并重组等手段来获得新生，因为有些资产不能动、有些人员不能开、有些企业不能挪往他处。最终的结果是，金融体系继续输血，地方政府给予补贴，“僵尸”企业僵而不死，形同市场经济中的一群幽灵。

这样的情况并非特殊个案，而是中国经济冰山之下的庞大实景。据浙江省统计，近3年产生的“僵尸企业”就多达1542家，占有土地2.57万亩，形成银行不良资产接近千亿。而按照一位经济学家设定的量化指标——扣除非经常损益后每股收益连续3年为负数的企业可以叫做“僵尸企业”，沪深两市这类公司的数量就可以占到上市公司总数的10%。就行业分布来看，大量“僵尸企业”由钢铁、石化、机械、水泥、煤炭、纺织等产能过剩行业“培养”，地方国企在其中占了大半壁江山。

为什么“僵尸”企业会在中国长期存在？原因首先在于地方政府过度的保护，其动机一是出于政绩需求，二是考虑社会稳定。由于中国的巨型央企们垄断了能源、金融、电信以及优质资源产品的供给，大多数地方国企和大型民企的生存空间仅限于公用事业和广阔的竞争性领域，这些领域要么无利可图，要么已成红海，但地方政府为了拉动本地经济仍在通过税收优惠、土地赠与、金融扶持等方式大举鼓励投资，一旦经济下行超乎想象，这些前期同质化的投资很快就成了企业的负累。但地方政府是不允许它们被跨区域兼并或倒闭破产的，被兼并意味着失去了对这些企业的直接或是间接的控制权，随之而来的是税源的流失、政绩的消弭；破产则意味着政府需要处理大量失业和救济工作，以及面对潜在的稳定威胁。

而“僵尸”企业之所以大行其道，金融体系扭曲的扶持也难辞其咎。这种扭曲也体现在银行和资本市场两方面。大多数国有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仍是存贷利差而非金融服务，而它们对风险的识别也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除了嫁接国家信用的央企以外，捆绑地方政府信用的地方国企和大型民企是他们最容易依赖的服务对象，而中小企业则普遍被认为风险过高。这种简单的思维导致金融资源并非按照真正的市场逻辑去配置，一旦错配至产能过剩领域，即很快被锁定，只能不断维持“输血”，寄望于风险不在短期内暴露。在资本市场上，由于IPO制度的审慎，拥有上市公司头衔的“僵尸”企业，即便已复苏无望，仍然被追捧成为稀缺的“壳”资源，各种并购换汤不换药，提及退市则遥遥无期。

这些都是不尊重市场规律的结果。其背后源头，在于国企的历史性存在、政府的干预之手过长以及金融市场化程度不足等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处置“僵尸企业”实际上是从另一扇门突围进来的国企改革，与其他门不同的是，这是一条自下而上的市场化道路，由市场来优胜劣汰；而以往的国企整合和兼并重组之所以推进艰难，缘于其行政化命令的特性，地方政府有权决定谁兼并谁，其依据往往并不是市场竞争力。其次，处置“僵尸企业”必须切实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推动简政放权和政企分开，地方政府需要扮演的角色不是当地企业的指挥棒，而是社会民众的兜底网，不是传统动能的维护者，而是新动能的培育者，需要在经济转型换挡中扮演恰当的引导角色。最后，金融体系需要加快推动市场化改革，增强银行识别、判断、承受风险的能力，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特别是以退市机制的信号，来引导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如此，中国经济在破旧立新当中，才不会因失速而出轨，也不会因羁绊而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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